从《瀑布》看精神疾病和社会照护

最近看了电影《瀑布》。这是一部整体观感有点 “怪” 的电影，仿佛导演同时想拍三部（或者更多）电影，因此有不同的力将叙事往完全不同的方向拉扯，有时不免让观众入坠雾中，部分细节也多少有生拉硬拽之感。

但同时，这影片也令我印象深刻，看完还在细细咀嚼回味；因为影片涉及的主题相当丰富，从疫情封控、阶级跌落、精神疾病的社会照护、建筑和人的关系、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等方面都可以有很多解读。

几年前我学了一门课程，叫做《文化，心理健康和精神病学》；在观看电影《瀑布》的过程中，我想起了这门课程中学到的很多内容。因此，我想以《瀑布》为出发点，写一些我对精神疾病的所学和所想。

注意：以下内容涉及对影片《瀑布》的大量剧透。

相关概念：什么是思觉失调？

影片中，主角罗品文在故事快结束时才第一次说出：我患了思觉失调。然而，在此之前，影片已经花了大量篇幅来展示思觉失调的相关症状。

思觉失调即 schizophrenia ，而它更广为人知的翻译是 “精神分裂症” 。不过，相比起 “精神分裂症” 对 schizophrenia 一词的字根直译（ “schizo” 来自希腊语 “schízein” ，指 “分裂” ，而 “phren” 在古希腊哲学中指 “思想、沉思的场所” ），“思觉失调” 这一命名或许更好地表达出了这种精神障碍的症状——

• “思维的失调”，包括错误信念、妄想，如品文错误地认定家门外有卫兵、女儿偷自己的金条等；

• “感知觉的失调”，包括各种幻觉，比如品文看到不存在的雨水、听到不存在的瀑布的声音等；

• 此外，患者还可能出现情绪表达减少、表情淡漠，社交退缩，以及长时间保持缄默和不动的状态，这在影片中也均有呈现。

不过，由于 “精神分裂症” 仍旧是更广泛使用的名称，我在接下来引用文献和进行论述时会继续统一使用 “精神分裂症” 一词，以使阅读更为顺畅。

电影中描绘的情形可信吗？

一篇影评指出，钟孟宏导演对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把握颇为精准和现实。该影评的作者亲历照护精神病患之状况，因此看到影片中品文患病的种种细节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但该文章也提出批评，因为影片中品文康复的过程似乎依赖于童话般的、天降奇迹之救助，显得不太现实。

确实，影片的后半部分充满了 “人性的光辉” ：被拖欠工资的帮佣阿姨毫不介怀地对这个家庭施以援手；精神病院的医师对迷茫的女儿循循善诱给出医嘱；半夜唱歌、同品文搭话聊天的病友体现出温暖、稳定的人格特质，几乎算半个艺术治疗师；“阶层跌落” 后在卖场找到新工作，遇到的经理可靠、真诚，同事们也主动接纳品文并赞美她；母女俩几乎被骗时，也有充满良知和正义感的房产中介 “从天而降” 拯救她们……

不过，或许这就是导演凭借影片而试图编织的一种美梦，试图告诉我们，对精神病人来说，良好的照护环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前段时间我听邵艺辉做客随机波动的一期播客。节目中，邵艺辉谈到，有的创作者选择呈现现实的世界，而有的选择编织理想的世界，而她选择了后者。

钟孟宏看起来也选择了后者。在接受访谈时，他也表示出他创造的是更美好的现实，是希望下一代能够对未来抱有希望。影片的故事本就改编自导演身边人的实际经历；“我知道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家庭其实很困难”，他坦承。

听到声音又如何？对 “症状” 的看法影响 “症状” 本身的呈现

电影中，品文出院后又和在精神病院认识的病友如萱重遇，两人坐在一起聊起了她们的幻听。

品文：是什么样的人在跟你说话？

如萱：一个听起来很年轻的男生，声音非常温柔。刚开始听到他的声音，真的蛮有趣的，好像整天有人在跟你情话绵绵。但是后来，真的非常痛苦，痛苦到连工作都做不下去。有一天，我突然想用唱歌，把那个声音赶走。白天也唱，晚上也唱。那个声音来得很突然，走得也很突然。就在前一阵子，住院那段时间，他的声音就再也没有出现了。我就开始想念他。现在，唱歌只是一种思念而已。

品文：你真的还是会想他吗？

如萱：对啊，我真的很想念他。

品文：那你还会想听到他的声音吗？

如萱：不会。一点也不会。

幻觉是精神分裂症最标志性的症状之一，人们也难免对它心生恐惧。如果我不能信任自己的感官，我要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呢？而且，那样的体验，会不会几乎像是鬼片里的场景——耳边忽然有人说话，或者看到走廊尽头站着不存在的人？

与这些想象相比，《瀑布》中对幻听的呈现几乎可称得上是温情脉脉。在电影将近结尾的部分，品文在和女儿聊天的过程中忽然明白了自己一直以来的幻听是什么声音：

我刚刚知道那是什么声音了。就是出现在我耳朵里，轰轰轰……每次那个声音一出现，就像一台很吵杂的机器钻进我耳朵。有时候它会自己走掉，但很多时候，它会持续着，让我觉得很烦躁，想要摔打东西，甚至伤害自己。一直到刚刚，我终于知道那是什么声音了。瀑布的声音。

刚刚你在讲你爸爸的事，那声音又来了。我告诉我自己，这次我一定要离开它。我心里想这么做，但是好像永远都做不到。很意外，那个轰轰声，它突然离开了。我开始听到河水、溪流的声音。原本以为是机器的轰轰声，但不是。那就是瀑布的声音。

如果说如萱对幻听的叙述里包含哀悼，那么品文的描述则包含和解。倾泻而下的大水终于变得温和，那能量仍在奔腾，可是却变成可以理解、可以共处的声音。

实际上，患精神分裂者对幻听的观念不同，也确实会塑造出完全不同的幻听体验。而观念受到文化的深深影响。比如，一项访谈研究（Luhrmann, et al., 2015）发现，美国、印度和加纳三地有幻听体验的个体描述出的幻听有很大差异：

• 相比印度和加纳的受访者，美国的受访者更多使用精神病学的诊断标签来描述自己的状况，如 “精神分裂症” （schizophrenia）、“类分裂情感障碍” （schizoaffective disorder）等，也更多认为声音是不真实的、侵入性的、扰乱正常思维的；而他们体验到的幻听则常是暴力性的、命令性的，如要求他们去折磨另一个人。

• 而印度和加纳的受访者更多讲述了与声音之间形成的丰富关系——他们会与自己的幻听对话，同时更少认为这些声音在侵犯他们的思想；他们听到的很多时候是亲戚或认识的人的声音，说的话有时候很糟糕，但有时候却很不错，比如可能会提一些受访者认可的建议。

研究者们（Luhrmann, et al., 2015）认为，这种幻听体验的明显差异可能来源于西方（欧美）和非西方文化中对于个体、对于自我的不同观念。（对于所谓的 “西方” 和 “非西方” 的分野可能过于简单粗暴，此处不展开。）由于西方文化更注重个体性，而非西方文化更多将自我看作是和其他个体相关联、相交织的，自然西方文化中的个体更将幻听视为入侵性的声音，且更觉得难以忍受，而非西方文化中的人们则会更容易接受一个对着自己说话、自己无法控制的声音——这不就和我们生活中的他人是一样的吗？我们也无法控制一个在我们耳边喋喋不休的家人，但我们可以与家人对话，我们也可以与幻听对话。

从照护的角度来看，这项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我们能够帮助有幻听的人正常化自己的幻听体验——不是 “消灭症状” ，而是如何带着自己的这种体验继续生活下去——或许幻听也会变得更容易共处。

安德鲁·所罗门在讲述抑郁的《正午之魔》里也提到一个 “与症状共存” 的例子：一个小女孩有严重的头痛，以致完全无法正常地生活、学习、玩耍。医生于是着手和她一起找出 “带着头痛也能做一些事情” 的办法。有意思的是，当小女孩经过大量治疗，开始能够带着头痛生活的时候，有一天，她的头痛自己就消失了。

精神病不仅是生理的，也是文化的：精神病的文化人类学观点

在上一节中，我已经讲到了文化是如何影响精神分裂症的症状的。长期以来，由欧美国家引领的主流精神病学都将精神分裂症视作一种 “生理性” 的精神疾病，但近年来，人类学研究更多揭示了精神分裂症如何受文化影响——不仅是外界对它的标签受文化影响，实际的疾病体验也深受影响。

心理学家 Nev Jones 是疾病受文化影响的一个鲜活例子。她曾在求学路上由于罹患精神分裂症而遭遇一系列障碍，而她的经历让她意识到，作为 “精神分裂患者” 的人所受到的对待将直接影响精神分裂症的发病、预后和结果，以及患者的主观体验。

当 Jones 发病后，她被学校驱逐出校园乃至开除，也被老师和同学排斥。这种社会隔离使她的精神状态也每况愈下——她更深地躲入混乱的幻想世界，因为这幻想，尽管支离破碎，却成了比她的现实更安全的地方——而她更糟糕的精神状况也使她更进一步被当作危险的疯人而被排斥，形成恶性循环。

然而，将她退学的大学中有一名教授没有被她的诊断吓倒而远离她，反倒向她抛出橄榄枝，询问她是否愿意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因此，她找到了新的导师、同事；在攻读博士期间，她也通过网络找到了其他因为精神疾病诊断而学业受挫的研究生。换句话说，她重新获得了许多支持性的社会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她也艰难但稳定地获得了精神状态的改善。

根据她的个人经历，Jones 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开始致力于挑战西方主流的 “精神分裂症本质上是生物性的” 和 “精神分裂症是不治之症” 的概念。她倡导改变当前精神病学的实践标准，呼吁精神医学界重视社会关系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影响。

在对 Nev Jones 的长篇报道中，作者 David Dobbs 指出，我们对 “疯狂” 的文化态度会通过个体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态度和机构对患者的治疗方式而被集体维持下来，继续成为文化的一部分。

学者 Arthur Kleinman （1988）特别针对不同文化对 “生病” 的叙事进行了论述。Kleinman指出，当我们观察不同文化对症状的不同理解时，常见的本质主义对症状的理解并不成立。他特别指出，我们监测和交流我们身体状态的方式不是天生的，而是学来的，因此不可避免地是由文化塑造的。（想想 “上火” 这个说法吧！）

如果说 Jones 的故事只是个案，对精神疾病的比较文化研究则能够进一步凸显这一观点。比如，上一节中关于幻听的研究已经显示了不同文化中的个体会对幻听有完全不同的体验——有的更良性，有的更可怕。文集《Our Most Troubling Madness》更是收集了全球各地的案例研究，并发现在西方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预后要比在发展中国家的患者更糟。编辑们指出，西方社会中的个体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后，相比非西方社会中的精神分裂患者更有可能失去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引发 “社会失败”，即 “一种衰弱的失落感、失败感和无望感” 。

我们需要怎样的精神疾病照护体系？

无论是 Nev Jones 的个人故事，还是诸多对于精神疾病患者处境的研究，都指向一个重要的治愈性元素：良好的社会支持体系。在《瀑布》中，钟孟宏导演也不遗余力地展现了社会关系如何支持着品文的生活一步步回到正轨。

固然影片中的一些场面好得有些一厢情愿，令人有童话或梦境的感觉，但回到常常支离破碎、人人捉襟见肘的现实，我们仍旧可以去想：今天我们要向着这个理想国，怎样迈开一个小小的步子？我们如何能够转变文化对于 “疯人” 的态度，不让他们因社会隔离和驱逐而被更深地关进自己的幻想世界？

如此看来，《瀑布》的英文名 “Fall” 确实是个很好的隐喻——影片展现了个体被大环境（疫情、失业）抛落到社会下层时可能被卷进的精神漩涡，也提醒我们要考虑，我们如何接住下落的人，不让人们进一步跌落到深不见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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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Dobbs, D. (2017). The touch of madness. Pacific Standard, 3.

Kleinman, A. (1988). The Illness Narratives: Suffering, Healing & the Human Condition. Basic Books.

Luhrmann, T.M., Padmavati, R., Tharoor, H., & Osei, A. (2015). Differences in voice-hearing experiences of people with psychosis in the USA, India and Ghana: interview-based study.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6, 41-44. DOI: 10.1192/bjp.bp.113.139048

Luhrmann, T. M., & Marrow, J. (2016). Our Most Troubling Madne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5443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