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很幸运地得到了一些机会，在不同场合分享我对于精神健康的想法和经验。我把其中一些分享的内容整理成文，作为我这个阶段的总结性思考。
作为一个使用 “性少数友善” 标签的咨询师，我不太信任 “性少数友善” 这个标签。
我身边不乏找 “性少数友善咨询师” 做咨询的朋友，在咨询室里仍要面对咨询师的 “关切”：你的这一早年经历是不是你性取向形成的原因？我也曾和同行聊天时，忽然遭对方一句：性少数主要还是自己想太多了、首先应该教他们不要太把自己的问题当回事，你说对不对？
我还记得我听到这话时如同忽然被甩了一巴掌的感觉——大概由于此时对方还笑眯眯看我、等待我附和，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不但震惊、愤怒，而且感觉非常屈辱，因为那一刻我下意识的反应就是要拼命努力、不要让我的情绪波动被看出来。可是，说出毫不了解、充满偏见的话的人明明不是我，为什么我习得了这样的反应？
在这样的经历中，让我非常不舒服和警惕的是：我对面的这个人，总认为自己是 “拥有答案” 的那个人。因为自觉拥有了答案，所以想的不是：我怎么去询问，我面前这个寻求帮助的人可能经历了什么、需要什么样的支持？而是：我知道，这个人，乃至 “所有这种人” 的问题是什么——不用你告诉我，我比你更知道你是怎么回事。
这是多么傲慢的一种姿态啊！
这样的感受也就超越了我对某一个人的愤怒，而构成了我对精神健康领域主流的机构、结构的质疑。纵观我们的医疗系统、精神卫生科，到我们的心理咨询——尽管它们的内部已经出现新的声音和反思——位于主流、位于中心的声音，它的基本假设还是：我是专家，你是有问题的人；我可以诊断出你有什么问题，然后我给你开药或者上某种疗法。大家在社交平台上遇到自己难以理解的事的时候，一个常见的反应就是：你脑子真是有问题，有病就去看病，有病就去吃药啊。怎么了，这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就在于，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所有位于边缘的人在持续遭受的一种压迫。一个人，当她的生命经验和生活选择被认为偏离社会的常态、多数、标准，她就变成了 “不正常的” ，她就不能替自己决定自己是不是 “有病” ，因为她周围的世界会合力来诊断她，而她没有足够的权力去无视、去推翻那个诊断。
我曾看见在诊室里测试注意力的小孩子，晃着双腿盯着面前的试题在努力；爸爸从他背后走过去，忽然喝一声：脚不要动，专心做题！把附近的我也吓一跳。我想，这孩子在你大喝一声之前，不是挺专心的吗？如果家里的成年人动不动就大喝一声，一个小孩子怎么能不成天东张西望，以免被吓到？如果这孩子最终测出了 “注意力缺陷” ，那到底是反映了谁的不能集中？可是，这个孩子在长大成人以前——甚至在他成年以后，因为那时他已经背负这标签太久了——又哪来足够的力量和支援，去反抗这一诊断过程？
所以精神健康领域的从业者对这种权力关系的敏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就是会被我们的来访者放在那个 “权威” 的位置上。后现代心理咨询、女性主义心理咨询，在彻底反思这一种权威，乃至提出说，我们其实要关注边缘的声音和经验，将权力赋予这些声音。我们要去意识到，哪些经验由于在主流之外，由于不符合主流的标准，会天然地被当作是病态的、需要矫正的，而这些经验又如何可能蕴含我们应当向其俯首的智慧。
几乎每个走进咨询室的人都有一个隐含的信念： “我是有问题的人” 、“我是某方面不正常的人” 。那在咨询的空间里，我们能不能去一起看看那个 “正常” 的定义，是不是一直就在压迫其人之为人的存在？
我们非常、非常需要更多的真正的友善咨询师，她们会问的问题不是 “你出了什么问题、哪里需要矫正” ，而是：你经历了什么，那些经历如何塑造你，我们如何能看到不平等的现实，而我又如何支持你更好地从这种现实中存活下来，并且生长出力气去应对、乃至抵抗这样的现实？
但我同样想讲的一个部分是，为什么即使有一天我们有足够多这样的咨询师，我仍旧认为建立社群的工作是对同志群体的身心健康不可或缺的一环。
社群中的创伤疗愈
“创伤” 这个词，可能大家对它都有不同的理解。很多人可能联想到的是一过性的重大危机事件，比如遭遇自然灾害、遭遇车祸等等；当然，现在越来越多地我们也去谈论童年和原生家庭的创伤，因为童年持续遭受虐待、侵犯、忽视，形成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同样，我们也讲集体创伤、文化创伤。作为一个性少数的个体，偏见、歧视和暴力会不断地出现在这样一个人的生命里，有时候是开始得非常早的，比如基于性别或性别气质的校园霸凌。
现在有很多的研究，以及很多的从业者从自己的实践中就发现，心理咨询——它主要是谈话疗法的形式——对于创伤疗愈虽然可能是很有帮助的一环，但同时也是有限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创伤记忆是难以言语化的、或者难以仅用认知系统去处理的，它改变的是一个人神经系统的运作模式。
我们本就有一套灵敏的压力探测系统，当我们遭遇到压力事件时（在远古时代可能是一只老虎，而在今天也有可能是一场重要的不能搞砸的面试），我们的神经系统会警铃大作：有危险！有危险！进入战斗模式！进入战斗模式！这时候，我们很难运用所谓的 “理智” 去处理事情，而被一套更原始、更自动化的反应模式所接管，因为这套模式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活下来的。我们可能破口大骂、可能转身就逃、可能全身瘫痪一般动弹不得——这些都是身体最大化生存机会的尝试，即使这些反应常常被文明社会当作异常的、不够好的行为。
而创伤经历的后果就是，当一个人曾经承受的压力是山崩地裂的，或者是长期持续的，那么即使最终到了更安全的环境里，这个人的压力探测系统仍旧是极度灵敏的——那个警报声可能永远停不下来。可想而知，这个人可能会被外人看作是一惊一乍、小题大做、过度暴躁、逃避责任、反应迟缓……而这只不过是被长期过度激活的生存模式。
如果这样的模式长期接管我们的生活，我们是很难与之 “辩论” ，很难 “说服” 它的。没有危险？我们的身体会说，怎么可能！听我的，我们要继续保持警惕！
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要依托语言进行的心理咨询，可能会在疗愈过程中有力不从心的部分。那么除了心理咨询，还有哪些事情可能对于创伤的疗愈有帮助呢？
其一就是，这个人要找到，或者说建立自己的社群、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这个人需要在危机中有可以打电话的人，需要有可以信任的、可以照顾自己的人。
建立社群的过程中，特别有用的一个过程叫 “同步性” ，比如说我们和一群人一起跳广场舞，或者合唱，或者打排球——我们的神经系统是被设计成喜欢这种同步性的，在这样的过程里我们会很愉悦，会有和别人连接在一起的感觉。你会注意到这个过程很多时候不需要语言的，这些人都不一定需要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你仍旧可以从这种连接中得到滋养和修复。
我对此深有体会。我今年也经历了一些可以说是创伤性的事件，导致我很长一段时间里的人际安全感大幅降低了。我用了很多方法去帮助自己，其中真的让我体会到那种松弛下来、有安全感的方式之一就是我去参与了一个打非洲鼓和跳舞唱歌的演出，跟着鼓点和大家一起跳舞，用我完全不懂的语言学唱一首歌。有一天我们排练完，大家坐在一起煮馄饨吃；我坐在那里就想，我和一起排练的这些人其实刚认识，我不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倾诉我的故事，也因此大家也完全不知道我的身上发生过什么、我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感受；但是，我又切切实实地在她们中间重获了我身心的一部分安全感。
当然另一方面，能够诉说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当你诉说的时候发现有人理解你的经历，因为她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团体治疗有时候非常有用，因为我们能够和有相似经历的人在一起，从彼此的故事中得到确证——不是我有问题，不是我疯了，不是我小题大做，我经历的事情真的很糟糕。
团体还有一个用处是在于，团体中有一种互助性，而感觉到自己有能力帮助另一个人，其实是非常重要和疗愈性的感觉。
与之相关联的重要因素，是 “有能力为自己做一点什么” 的感觉。即使是共同经历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的人，事实上也并不会同等地产生创伤，其中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在于：发生那个事情的当下，我有多少力量和可能性去做一点什么来应对它？这也是为什么婴幼儿期的糟糕经验非常容易形成创伤，因为个体在那个时候拥有的力量非常小，所受到的伤害也就更可能带来 “灭顶之灾” 的身心记忆。而疗愈的过程就包括重新体会到——不仅是知道，而且是从身体层面切实感受到——自己有能力应对。所以创伤领域的一些从业者会建议自己的来访去学习拳击、学习瑜伽、学习跳舞——这些都是能够增加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感的。
同样，如果一个人能够说出自己的经历——这些经历可能曾经是被当作秘密的、不可言说的、被加诸耻辱的枷锁的——很多时候这就是增加掌控感的、非常有力量的一个行动。
这些事情都能够从神经系统层面创造新的连接、新的身体记忆，让一个人重获安全感、自主感。
这些事情就是一个社群空间可以去承载的事情。这是一个大家可以获得支持系统的地方、获得同步性感受的地方、诉说自己的故事并且得到确证的地方（会有人说，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也是大家 “演练” 乃至真的作出行动的地方。
当一群受伤的人试图疗愈彼此
以上呈现出的似乎是社群无限美好的图景。但是，真正在社群里尝试助人、自助与互助的人们，也许会发现，想象中的疗愈并没有发生，或者起码不是时时发生。有时候，我们甚至会猝不及防地感到被彼此撕裂、被再度伤害。
这种痛苦很难轻易被稀释。一位专为弱势儿童及家庭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员说：“无论当我们的工作对象是一个被从原生家庭中带走并安置在寄养家庭中的年轻人，还是当我们走进一间挤满来自弱势群体的人的房间，我们都会遇到同样的过度警惕、愤怒和疏离。如果人们处于痛苦之中，这种痛苦就会通过他们之间的联系扩散到整个社区。” [1] 另一位向无家可归的青少年提供服务的身心工作者注意到，青少年之间的冲突与公益组织圈里的人际关系冲突非常相似，并问：“我们为什么如此恶劣地对待彼此？” [2]
如果一句话能够像子弹一样穿透我们的心，或许是因为那个地方本就还有未愈合的伤口，曾经千万次被石子击中；如果一个人被我们指认为 “伤害者”、“压迫者” ，或许是因为这个人的某些言行使我们忆起那真正巨大到令人恐惧的事物。当每一个人都在一场冲突中受伤、发声又被指认为攻击者，或许也意味着我们共同在承担大于我们的伤痛。
当我们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很难期待它立刻发生改变——我们每一个在努力让现状变得更好的人，也是有极限的普通人、也是会被激发出生存模式的肉身。但我想，理解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理解我们都是幸存者，或许本就是我们疗愈之行动的第一步。看到我们在共同承担巨大的伤痛的图景，接受那图景带来的首先是无力和悲哀的感觉，然后，在每一个能够为自己凝聚一点力量的时刻，试着从冲突、自保反应与彼此苛责中后退一步，试着为彼此指认那我们共同知道的痛。
这也意味着，作为助人者，照顾好自己实际上是我们最重要的行动之一，不仅因为我们本就值得拥有美丽鲜活的生命、值得被爱与被滋养，也因为没有被滋养的助人者，也难以真正地滋养另一个人。就像焦虑与伤痛会在关系中互相传递，爱与安全感也会经由关系传递——我们正是如此相依共存的生物。
在一个紧张的房间里，做那个安全、稳定的人，是一种无可替代的力量；而如果我们能够耐心地、小步小步地给予自己爱、赞美与照护，寻找自己的支持系统，我们最终能够培育出这样的力量，而形成更加广泛又有韧性的爱之网络。这行动是柔软、温暖的，同时也是坚决、刚强的，因为它要斩断创伤的链条，因为它站在经由时间与空间、代际与文化汹涌而来的痛苦面前，说：你会停在这里，不再经由我传递下去。
更 “酷儿” 地谈论精神健康
如果我们要谈论精神健康，我们首先就要问：什么是 “有病” ？什么是 “健康” ？什么是 “正常” ？它们的定义应该时时统一吗？谁有权定义它们？
我宁可这些问题一直是问题，也不想要一个整齐划一的声音说出清晰、无可辩驳的答案。
我对 “酷儿” 这个词的理解是，它的有一层意涵是作为动词出现的，是永远去问，是这样吗？总是这样吗？为什么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有可能是什么样？那是一种实验性的、拒绝归化的力量。另外，我很喜欢塞吉维克曾经作过的一篇论述 [3]，它最终的落脚点是，也许某种意义上，“酷儿” 这个词永远是第一人称的，只有当我怀有在第一人称中使用它的冲动，才使它的表达成真。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讨论精神健康，我们就总是可以去问，在所有主流的关于 “健康” 的话语之间、之外，在那些框架的缝隙里，是否存在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性？对我这个特定的人、特定的生命来说，健康意味着什么？有没有可能 “抑郁” 是我——我这个有机体——最强有力的一种选择，因为它指向身体对压迫性结构的一次罢工？有没有可能 “精神分裂”（这是我们许多人更熟悉的名称，尽管我偏好称它为 “思觉失调” ）是我最清晰的面向世界的一种表达，因为它展现了我们的现实——至少是我和我的祖辈亲身经历的现实——正是如此撕裂，用完全相反的信息、用谎言和秘密遮蔽我的视线？
这些可能性，以及完全不同、完全相反的可能性，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如果要我想象更健康的人、更健康的社群、更健康的社会，这就是我脑海中的图景：来自每一个第一人称的叙说发出它的声音，像野生植物层层叠叠、四处疯长，永远无法统一，组成蓬勃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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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从疗愈视角，建造更加积极的系统
[2] 韧芽：“我们为什么如此恶劣地对待彼此？”——冲突转变、创伤与正念：Kai Cheng Thom
[3] Eve Kosofsky Sedgwick：圣诞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