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娜拉的距离

上周在向思而在讨论安小庆最近为人物写的报道《平原上的娜拉》，引发许多想法，试着写下来看看。

去年做 “疯女人走下阁楼” 系列，就受到了安小庆很大的启发，且 “疯女人” 的话题和如今的文本又互相勾连。当时，我们的讨论就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女性逃离去哪里？

我在读《平原上的娜拉》、以及听 “随机波动” 播客与安小庆的对谈时，产生了一个念头，即：安小庆和张越某种程度上可能有相似的驱动力去发掘这个选题，那就是一种 “我就是刘小样” 的感受；但是，观看与呈现的过程本身有其权力运作的方向。

我记得前几个月看到有一个朋友对张越表达了愤怒，因为她带着镜头去观看刘小样，又抱着一种她自身认为是善意的高姿态来劝解刘小样：你不要出走，你不要走得太彻底，走出去你会很苦的。心理咨询师张春在《女性抑郁》中有相似的表达：你们这些观看她、拍摄她、书写她的人，不是在把她标为异类吗？

但同时，刘小样的故事确实引发跨越地域、阶层的女性的共鸣，因为我们都很熟悉那种内心的感觉，都有过同样的一种情绪性反应，就是：生活好像不该如此，难道我就要被困在这里了吗？

围困我们的可能是不同的东西，从美国中产阶级主妇批量制造的白篱笆小房子，到陕西关中一望无际、“太平了” 的平原。但是 “幽闭恐惧症”（claustrophobia）和 “广场恐惧症”（agoraphobia）——害怕太小的房间和害怕太广阔的天地——内核本就是同一种恐惧，即：我无法从此地逃离。

为什么 “娜拉出走” 的意象会被引发？因为是娜拉先说出，生活不该如此，我也不该被困在这里。可是幕布落下之后，娜拉走去了哪里？我从梦中醒来以后，从某一种 “生活本该如此” 的梦境中醒来以后，然后呢？我们在 “疯女人” 系列也曾反复讨论，女性要逃走——要从桑菲尔德庄园的阁楼逃走、要从黄色墙纸的房间逃走——她要逃走去哪里？我们最想做的是 “逃离此地”，实际上我们就是不知道逃离此地以后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首先希望逃走。

回到刘小样的故事，她认为自己是出走失败者。20 年前说 “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 的、“发着高烧” 的刘小样，如今说：“一个普通人各方面还是迟钝一些好，否则你对痛苦的事情相应也会比其他人更加敏感。”

这确实不是我们最初想象的娜拉的故事。在我们的想象里，娜拉至少是出走了，至少是离开了那个客厅，走去更广袤的世界。我们也猜想、也担忧娜拉可能摔得鼻青脸肿，可是那 “玩偶之家” 的门毕竟是在身后关上了。

可是，如果娜拉根本就没能走出去呢？如果娜拉刚走出门，就被丈夫拉了回去、被好友劝了回去呢？当我们想做娜拉的时候，我们心里不也总有一个声音在提醒自己，我们要付出多少代价？

“宁可痛苦，不要麻木” 激励了看《半边天》的一代女性，可是痛苦落在每一具身体上，那身体终究是要伤痕累累的。我这次看《平原上的娜拉》，听 “随机波动” 播客中安小庆的叙说，对 “疾病” 又有了新的思考。我们去年在谈 “疯女人” 的时候，主要在批判疾病——更准确地说是疾病的语言、对疾病的诊断——可以如何污名化一个人，可以如何用于标记一个人、用于排除异己。可是这回我在读的时候想到，“生病” 这件事也是一种强烈的呼喊的信号：有什么东西在伤害我，这个状况需要改变。刘小样发了 “旷日持久的高烧”，她在数十年里持续地生这场病，通过被标记成异类来呼喊：这个环境不对，它在伤害我。宁愿持久地生病，不要向健康服从。

但是一直生病的代价终于是太高昂了。这就像那个经典的思维实验：全世界的人都疯了，你只要吃下一颗药丸，就可以变得和他们一样。你要不要吃？

不吃那颗药的代价是太高昂了。身体在生病中衰弱，所以我们回归心灵成长、回归对个体的安抚。去向思而在讨论刘小样的那天早上我还在写作，在对自己说，我要停止说自己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恐惧感是 “恐惧症”、是 “心理困扰”，我要持续地保持敏锐的感受力，去感知到那些真实存在的可怕的事。可是，如果真能够维持这样的状态，不也说明我十分幸运吗——我能够获得起码的温饱，有人支持、照顾，有想法相似的人与我交谈，让我知道我并不孤独？

我不知道自己能多大程度地 “维持生病”，又能够维持多久。不过，让我短暂地感到鼓舞的，仍旧是《玩偶之家》的结尾娜拉与海尔茂的那段对话——

海尔茂：你的话就好像是个小孩子说的。你不懂社会是什么样的。

娜拉：不，我不懂。但是现在我要来搞懂它。 我一定要看看，谁是对的，是社会还是我。

我也仍旧有许多不懂的地方。正因为这样，我必须要不断地思考，不断地试图了解我自己和周围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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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鲁迅《娜拉走后怎样》、易卜生《玩偶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