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培训中写了 “后现代流派心理咨询” 的结课作业。写完后，我更加发觉自己对后现代取向的喜爱与认同。现将作业内容经过修改，作为对叙事疗法的简介发布，也谈谈现阶段我的学习心得。
一个 “足够好的故事” 唤起的是一个虽然有点异想天开但并非完全是随意拈来的概念：足够好的母亲。这个概念由唐纳德·温尼考特（Donald Winnicott）在20世纪中期提出。在温尼考特的理念中，一个足够好的母亲并不总是完全满足她孩子的需求，但她的爱护足以让孩子健康成长一跟过度关心孩子的母亲不同，后者总是面面俱到，没有留给孩子任何精神空间去发展个性。……类似地，一个足够好的故事为开放式的阐释和模棱两可提供了足够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展现一种无缝隙的、已经完成了的叙述，这种叙述仅仅是对听故事的人已经知道的东西进行了强化。
——贺萧，《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
叙事疗法简介
人的自我认同，是通过其生活故事建立起来的。
Michael White, 《叙事疗法实践地图》
早在人类的史前时期，我们就已经会讲故事了；很可能正是这个能力使我们征服其它物种，把地球掀个底朝天。
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指出：“八卦” 的能力，即传递关于人类族群中其他成员的信息的能力，使得我们能够了解到群体中哪些个体更为可信、可靠，从而帮助我们达成更复杂、更大规模的合作。而比 “八卦” 更为惊人和独特的能力，则是我们共同编织出虚构故事的能力：从上帝、国家、有限公司到金钱，无不是凭空想象；可是当足够多的人相信这一想象，这虚构也就有了影响现实的力量。有了共同虚构的能力，个人的影响就不止于 “八卦” 可及的数百人小团体，而可以跨越大洋，使素未谋面的人可以互相合作。
这种集体的虚构，在当今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里称为 “社会建构” ，这也是叙事疗法、乃至整个后现代流派的理论根基——即我们体认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许多 “事实”，都是在一种集体性的虚构中形成的。虚构并不意味着虚假：纸币只是一张印了花样的纸，但是在集体虚构的力量下，它能为我们换来实实在在的食物、衣服、住房。另一方面，理解这种集体性的虚构，我们就能理解到，我们当下的现实并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实质，而是被共同塑造出的一种故事。
回到叙事疗法。叙事疗法的核心元素是 “叙事” ，也就是 “讲故事” 的概念。我们通过叙说自身的故事，来讲述 “我是谁”。
我们讲述自身故事的时候，从来都不是不加选择地对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时刻平铺直叙，也不是简单地随机选取瞬间进行呈现——我们总是在根据某些脉络，对生命中的特定片段进行聚焦、串联、编织。
这种选择的过程，总是受到前面所说的 “社会建构” 的影响。“我是谁” 这个问题的答案总是用我们所处的社会提供给我们的语言写成，因此我们所描述的自我也反映出了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
换句话说，叙事疗法问的是：当你说你是一个 “失败的人” ，是什么影响着你挑选出你生命的某些瞬间，把它们标记为 “失败” ，并串联成定义你的故事？你是何时、从谁那里学到了 “成功” 和 “失败” 的定义？
一个三十岁的青年人，根据她的家庭、她的老师同学、她所读的书报和看的电影对她反复叙说的话语，她可能会说：
“我有问题，我到现在还没结婚！”
也可能说：“我有问题，我还没有经济独立！”
还可能说：“我有问题，我明明衣食无忧，为什么我还是不开心？”
——当我们书写自己的故事时，我们不仅仅在说 “我是谁” ，也在说，我们所处的环境里，最大的那个声音，在告诉我们什么。
用叙事疗法的语言来说，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主流故事线” ，而这样的故事线由社会文化建构的 “主流论述” 培养。我们依据我们习得的当下社会的框架、价值观建构出我们的自我认同：“我应该这样”，“我（一直）是那样的人”。而当我们认为 “自己出了问题” 时，可能是 “主流论述” 的声音局限、压迫着我们，使我们看不见自身更为丰富的可能性。
因此，叙事疗法力图寻找 “隐藏的支线故事” 。我们的生活里都有许多被我们忽略的、关于我们是谁的线索；许多小小的瞬间中都蕴含着被 “主流故事” 所掩盖的、我们的自身力量。叙事疗法即是要帮助个体发掘更多的故事线，将故事线中的时刻通过更多元的视角，更加丰富、立体地叙述出来，从而发现其中自身的宝贵资源。
重要技术
这一节我主要参考《叙事疗法实践地图》写作而成，也结合了我在相关课程中学到的其它内容。
在讨论具体的技术之前，我想重复《叙事疗法实践地图》的作者、叙事疗法创始人之一 Michael White 的观点，即：叙事疗法的实践不应有唯一 “真正” 或 “正确” 的指南。既然叙事疗法的基本假设之一便是 “主流” 的声音局限着个体的行动和自我认知，那么我们自然也需要警惕某种叙事疗法的指南成为主流框架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我们始终要试着理解我们面前的人，以及此人所拥有的 “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 。
“地方性知识” 最初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 Clifford Geertz 提出，用以指涉某地方性群体（如部落）特有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不应被标定为 “原始的”、“先进的” 等等，而应被理解为独特的、适应于其特定环境的。
如今，“地方性知识” 的意涵不再仅限于不同地区的群体，也延伸至以各种方式划分的社群，如性别、年龄、种族、民族、经济地位、职业类型等。以下所谈到叙事疗法实践的技术，都应以尊重所面向个体的独特语言为基础，灵活地运用。
叙事疗法各项技术的核心在于 “解构式的倾听与问话”。通过解构被来访者看作理所当然的现实——使来访者意识到所谓的 “现实” 本身是一种社会建构——叙事治疗师试图和来访者探索原本呈现出的 “问题” 的样貌，以颠覆其中内含的叙事逻辑。在这种叙事的颠覆中，来访者原来维系强烈的问题感、痛苦感的观点与行动就有可能开始松动乃至瓦解；来访者也有机会探索其它可能的——更有力量感的——叙事路径。
具体的技术有：
1. 外化的对话
外化的对话是对叙事疗法中 “人和问题分离” 观念的直接实践。
许多文化的主流论述中，个体和自己所遭遇的 “问题” 是容易绑定在一起的：人们深陷困境时，倾向于认为 “我有缺陷”、“我有性格问题”、“我是个出了问题的人”、“我有毛病” 等。
这样的叙述将问题看作是该个体内在本质的一部分，也就使得个体产生无力感、失去主动性。毕竟，如果我是 “有问题的人”，那么只有别人来治我、改变我，我自己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外化的对话” 则试图传达此核心信息：人不是问题（你不是问题），问题才是问题。
“外化的对话” 把问题视为个体的 “身外之物”，并帮助个体与自己的问题做对话。这个过程中，个体由于不再将自己看作问题，便可以减少尴尬、自责等情绪，并能够更深入地探索问题的前因后果。
这一技术包含以下几种不同的问话方式：
1）邀请来访为问题命名。这是 “外化的对话” 技术中相当标志性的一个步骤，在面向儿童的治疗中也非常有效。
咨询师邀请来访者为问题命名，如 “失眠的恶魔”、“ADHD小怪物”，并在对话过程中持续使用它，如：
“ADHD小怪物是怎么扰得你和你一家不安宁的？”
这一过程中，咨询师也在反复地强调问题是来访者的身外之物。
命名也可以是简单的 “拖延”、“焦虑” 等，但咨询师应注意花时间与来访者讨论出接近其独特体验的问题名字。不同人对同一疾病/问题的标签可能有相当不同的体验，直接使用一个宽泛的命名，也可能将来访困在关于此问题的 “主流论述” 当中。
同样需注意尊重来访者的 “地方性知识”：咨询师要尽可能鼓励来访者运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直接帮来访者想个名字！
2）追溯问题的历史。咨询师可能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如何发展成现在的样子？什么时候它比较严重，什么时候又不太严重？
通过仔细讨论问题的起源、发展、变化，问题的 “可变性” 就被凸显出来；这个过程能够帮助来访者发现自己的问题并不根深蒂固、一以贯之。
3）探索问题的影响。咨询师可能问：这个问题让你有什么样的感受？这个问题怎么影响你？它带来哪些好的影响、哪些坏的影响？它让你周围的人如何对待你？它让你有什么样的自我认同，又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什么看法？这个过程中，咨询师持续将问题当作和个案分离的事物来讨论。
4）探索问题在来访生活中不同领域造成的不同影响。如果过度概括问题，将其定义为不好的、给来访生活带来消极影响的，则来访者容易对自己的问题失去把握，看不清问题产生的脉络，并产生无力感。
相反，如果能够详细、具体地探讨问题产生了什么影响，来访者就能够摸清问题的边界，而不是笼统地感觉到 “这个问题把生活中的一切都毁了” 。
5）邀请来访评估影响并解释自身立场。请来访者说出，为什么对问题带来的影响感到不舒服？为什么觉得这是不好的？这一类提问可能会在实际使用中最初使来访者感到困惑不解、甚至感到愤怒——这个影响当然是不好的，你看不出来吗？难道你一个咨询师都无法理解这为什么是不对、不好的吗？
通常，“为什么某件事不好” 的解释已经隐含在我们所处社会的主流论述之中，成为 “天经地义”、“本该如此” 的叙说。但当咨询师邀请来访者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清楚地解释出 “为什么”，这样的对话即是颠覆这种 “主流论述” ：“每个人都这么说” 的事不见得是对的，重要的是，来访者内心为什么对一件事感到深深的不安？隐藏在其后的，是来访者对自我、对生活的何种愿望、目标与价值观？
外化问题的对话是我在初期咨询实践中，最早发觉其效应的技术之一——效应有时是那么明显而振奋人心！我很认同 “人不是问题”，即应将人与问题分离这一点：当人可以把问题看作存在于自己身外的事物，人便能获得更大的力量感，而非陷入自责。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某次进行课堂咨询练习时，我作为咨询师对扮演来访者的同学说：“听起来你一直在和这个问题很辛苦地搏斗。” 练习结束后，经小组观察员提醒，我意识到这样的回应即是一种外化问题的尝试——你不是 “有问题的人”，而是 “积极地和问题搏斗的人”。扮演来访者的同学则反馈说，在这样的对话过程中，逐渐感到 “原谅了自己”，不像之前那么自责。
2. 重视例外事件的对话
开头的介绍部分提到过，我们常常遵循主流论述来串联我们生活中的种种事件，将一些事件看作是与我们的身份认同息息相关的、另一些则不是。Michael White 用优美的语句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会经过高度选择，挑选出熟悉的生活故事，给它们赋予意义。但更多的日常生活体验只会在我们的意识屏幕上一闪而过，坠入历史的虚空。”
我们对自我的叙述永远是有取舍的，这本身并不是问题；然而，当我们当下选取的故事线使得我们将自己看作有问题的、无力的人时，故事线可能就束缚住了我们。
这时候，如果试着去看一看我们生活的全貌，拣选一些似乎仅仅是偶然发生的事件来作探索，或许能看到我们的力量真正发挥出来的时刻。这就好像小时候玩的 “连线画” 游戏：把散落在纸上的点连起来，就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图像；但是，如果我们串联起生活中其它的点，整个图像都有可能发生改变。
在叙事治疗中，咨询师需要和来访者共同寻找的点，即是那些无法归入 “我有问题” 的故事线的特殊时刻：有没有什么情境、什么行动，是与来访者呈现出的困境相悖的？发生了什么？
“重视例外事件的对话” 这一技术即意图丰厚个案的叙事，帮助个案寻找主流故事之外的经验——这些经验能够成为串联起隐藏支线故事的线索。助人者通过对话帮助个案回想：在哪些时刻，我成功地应对了问题、并未被问题击倒？
通过引导个案讲述这样的例外事件、评估例外事件的影响、理解该影响对自己的意义，能够帮助个案将这样的事件纳入自己的故事线，从而产生新的、更具力量感的自我认同。
这样的过程并不是水到渠成的，而通常需要咨询师仔细的引导。“例外事件” 之所以叫做 “例外事件”，就是因为它们被来访者认为仅仅偶尔发生、且无足轻重。因此，咨询师将进行以下四种类型的提问：
1）邀请来访为例外事件命名。如同外化问题的技术中请来访为问题命名一样，咨询师也要与来访者商讨一个独特的、接近来访者本人体验的例外事件的名字。
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每个人对生活中的事件都有自己的理解，面对同一事件时可能注重完全不同的方面。一个向来好惹是生非的人某天成功地选择了更明智的做法，这可能体现了此人对于掌控自己生活的决心，也可能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人希望让自己所爱的人能更开心。
通过与来访者商讨命名，咨询师便不容易轻率地推断这件事对来访者的意义，而是请来访者更丰富、具体地描述这件事的深层内涵。
2）描绘例外事件的影响。这件事如何影响来访者的生活、工作学习、人际关系、自我认知？未来还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样的提问把例外事件纳入一条“发展”的故事线中——不是反常的，而是人生进程的一部分。
3）评估例外事件的影响。同 “外化的对话” 中强调的一样，咨询师不能简单地默认事件带来的某些影响是好的、某些是坏的，而是要不厌其烦地与来访者确认：你喜欢这件事带来的影响吗？对于这些变化有什么感受？是好的变化还是坏的变化，还是都有？这些影响是对谁好——对你、对你的家人、还是对别人？
来访者会对 “天经地义” 的假设被打破感到惊奇、疑惑，但这样的深入探索能更进一步厘清例外事件的意涵。
4）请来访论证评估。这里所探索的，是来访行动和感受背后的价值观——所珍视的、所希望的、生活中想要达到的。咨询师会问来访者：你为什么喜欢/不喜欢这样的变化？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也可能邀请来访者讲一个过往经历的故事，以此来说明为什么自己对变化持正面或负面态度。
3. 改写的对话
治疗实践和文学创作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有效的心理治疗也需要关注来访者生活中那些扣人心弦的结点，调动来访者的好奇心，鼓励他们展开想象，重新改写自己的生活故事，让来访者看到生命中更多的可能性。
Michael White, 《叙事疗法实践地图》
当来访者能发现并理解生活中的例外事件，发掘出背后的意义，咨询师就能引导来访者开始发展新的生命故事。“改写的对话” 即是帮助来访者写下 “隐藏的支线故事” 的技术。这样的故事情节应细细探究来龙去脉，并凸显两个方面：
1）来访者当时做了什么？这是他人可见的行动层面；
2）来访者的行为具有什么样的涵义——这样的行动表明了来访者认为什么是重要的？来访者如何看待自己的行动？
当其中这样一个时刻被提出并加以探索，来访者就开始了一条新的 “支线故事” 的旅程，从这一时刻中看到自身的行动、力量、价值观。还有什么别的时刻，体现出来访者看重的事情呢？还有什么时刻来访者也做出了相似的行动？通过发掘这条更有力量感的线索，最终 “支线故事” 会代替呈现问题的 “主流故事”，成为了新的 “主导故事” ；来访者在过程中能产生更积极的自我认同，认可自身的价值和主体性。
值得注意的是：来访者才是自己生命故事的作者、自己图像的绘画者。咨询师会鼓励来访者去关注那些原本没有被连起来、囊括在图画中的点，但如何连接它们以形成新的图像，这个权利掌握在来访者的手中——咨询师应当确保这一点。
4. 回塑的对话
在西方文化强调 “独立自我” 的主流论述下，“回塑的对话” 反其道而行之，强调自我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形塑而成的。因此，咨询师通过与来访者探索自身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和自己的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影响，来塑造丰厚的、多角度的自我认同。
“回塑的对话” 原文是 “re-membering conversation” ；“re-member” 一词体现的是看似回忆又并非简单回忆的过程——是重新（re-）将生命中重要的人物纳入自己的生命叙事、变成自己 “人生俱乐部” 的一员（member）。
White 在书中讲述了一个认为自己一直让人失望的来访者的故事；这个来访者七岁时见到了母亲自杀，对母亲抛弃自己而愤怒，并且不断陷入自毁的行动以摆脱对这一创伤性事件的记忆。
在咨询过程中，White 与来访者重新探索——重塑（re-member）——了母亲自杀前来访者与母亲的关系。通过与妈妈重新建立联系，意识到自己和妈妈曾经对彼此的爱，来访者不再感到那么孤独无助，而是重建了对自我的信心。
这一技术强调个体与周围的重要之人是互相影响的，而非单方面接受了 “恩惠”。因此，咨询师会与来访者讨论以下两个方面：
1）重要人物是如何影响你的生活？通过这种影响，你能够如何看待自己（形成了怎样的身份认同）？
2）你又如何影响了重要人物的生活？你带来这种影响可能让这个重要人物形成什么样的身份认同？
5. 界定仪式
如前一种技术所说，叙事疗法看到了他人对个体自我认同的塑造，也相信他人会是个体改变中的有效力量。“界定仪式” 比 “回塑的对话” 更进一步，直接邀请来访者和咨询师之外的 “局外见证人” 一同进入咨询室。这些局外见证人可能是支持、重视来访者的人，如朋友、家人等；也可能是在来访者处理的问题上曾有类似成功经验的其他个体。
界定仪式按以下步骤进行：
1）来访者叙说自己重要的生命故事；
2）局外见证人对故事进行重述，说说自己从故事中听到了什么；
3）来访者对局外见证人的重述进行重述，说说从局外见证人的话语中听到了什么。
其中，“重述” 的过程至关重要。重述不是点评，不是局外见证人组成 “夸夸群”，也不是为来访者提供建议。重点在于局外见证人认真倾听来访者讲述的故事，并说出：故事中吸引自己的部分，这故事还让自己联想到什么，以及这故事对自己有何影响。来访者对局外见证人 “重述的重述” 也是重复这一过程。通过反复的见证与叙说，个案有机会接触多个不同视角，从而能够以更多元化、去中心化的方式来建构自己故事的意义。
这一技术是我在叙事疗法的学习中最希望进一步学习、探索的技术。我对于团体的、社群的、人与人之间互相影响的力量特别感兴趣；我也想知道，这一技术的内核是否也可以应用到其它形式的社群活动中？
6. 支撑性对话
“支撑性对话” 是对心理学家 Lev Vygotsky 提出的 “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理论的应用。“最近发展区” 理论最初是对儿童发展的理解，认为一个儿童有 “无需任何人帮助也能独立完成的事” ，也有 “现阶段还完全做不到的事” ；但在这两者之间还有 “大人在旁帮助引导的话，就能做到的事” 。这个 “依靠帮助可以做到” 的区间就被称为 “最近发展区”。
如果直接要求孩子做一些目前还做不到的事，孩子只会感到挫败；但如果能为孩子 “搭建脚手架”，比如把一个大任务拆解成小步骤、适时地提示和鼓励等，孩子就能完成任务。
Michael White 认为，在咨询的语境中同样可以应用 “最近发展区” 。来访者可能意识到有更好的应对困境的方法，但同时却一直被困在自己旧有的模式里。如果咨询师能够提供必要的支撑，也许就能帮助来访者跨越一个 “最近发展区”，最终到达能独立处理问题的彼岸。
在运用叙事疗法的各种技术时，咨询师应意识到这过程中所包含的任务难度级别各不相同。如：指明某件例外事件的发生或许不算太难，由此而归纳出新的故事线就更不容易。
咨询师应注意什么时候来访者可能遇到困难——如来访者可能回答 “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回答” 等——并降低问题的难度，如提供解释、提供例子、邀请其他人加入等。在这个过程中咨询师也应警觉自己对来访者简单粗暴的消极评价，如认为来访者是 “无能的”、“没有动力的”、“没有抽象思维能力的” 等等。
结语
叙事疗法的优势在于对社会建构的洞见——叙事治疗师们敏锐地看到，所谓的 “问题” 并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现实，而是在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脉络中建构出来的。
根据这一基本观点，叙事疗法能够帮助个体看到自己本身并不是 “有问题的”，相反则是书写自己生活、处理自己问题的专家，从而极大地发掘人本身的资源、能力、知识。
在叙事治疗师们相信个体书写自己生命的力量的同时，他们也指出，这样的书写是社会合作的结果——毕竟，“叙事” 从根本上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当我讲述自己时，我需要被听到、被看到、被认可。
因此，当治疗中纳入家人朋友、社区社群，我们就可以真正意识到，我们能够对其他人的生活产生影响，我们对其他人是有意义的。这意义是我们共同创造出来的故事，但并不意味着它是虚假的；它对于我们的生活有着真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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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贺萧. (2017). 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 (张赟, Trans.). 人民出版社.
Geertz, Clifford (1983).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Basic Books (2008).
White, M. (2019). 叙事疗法实践地图 (李明, 曹杏娥, & 党静雯, Trans.). 重庆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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